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

在哲学正典中，古代犬儒主义的地位是难以确立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教条（dogmata），也似乎缺乏一个明确的“终点”或“哲学目标”，即没有哲学家说的“目的”（telos）。这就让它与那些更为引人注目的目的论哲学，比如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区分开来。所以当某些人拼命要把古代犬儒主义纳入哲学正典中时，另一些人仅仅承认古代犬儒主义阐明了一个代表它的理智框架，并将之与犬儒主义重视的那些基础性承诺——自由、自主、幸福、美德、世界主义和自然——联系起来。与之相反的一种视角暗示，古代犬儒派哲学那些最家喻户晓的信条都是“特定的即兴创作”，是“从这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古代犬儒主义并无固定不变的基本原则，也没有人为给定的事先预设。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立场。在这种解读中，古代犬儒派的关键观念和方法只有通过事后回顾才能被确认。我们现在必须尝试解构的这种回顾性解读过程，将使古代犬儒主义具体化，但同时也使它惰性化，因为那些令古代犬儒主义得以与其他所有哲学区分开来的特质——反叛的冲动、应景的戏谑、别有深意的即兴表演——在这种研究中会被边缘化。只有上述这些实践得到了保留、解释并形成文本之后，才会成为古代犬儒派传统的特有标志和不可变更的刻印。不过古代犬儒派传统的构建，实际意味着古代犬儒主义的死亡。柏拉图将“哲学家”视为“旁观时间与永恒之人”，与之相反，第欧根尼或许可以被称为是“生活在木桶中、诉诸偶然性的哲学家”。但即使这种论述也过于“下定义”，过于刻板了，似乎古代犬儒派哲学的目的就是如此生活。根据此故事（第欧根尼是一个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的另一个版本，第欧根尼乃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流落街头的。他并非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是来自希腊世界边缘地区的流亡者。他被母邦流放，开始浪迹天涯。流亡者的身份使得他在当地社区中愈发不受欢迎，只能在一个储物缸中安家。这故事非常有名，但可能仅仅因为他找不到容身之所。这个木桶（第欧根尼不仅住在里面，还在里面打滚儿）在后来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成为第欧根尼那种更离经叛道、更狡黠的古代犬儒主义的基地：无原则且顽固地颠覆一切。

(资料图)

如果古代犬儒派哲学是即兴的、诉诸偶然性的，而非基于其所最看重的教条或宣言，那么其发展及发展形式应当被理解为在特定语境中的应对。那些依然还在寻找关于古代犬儒主义的明确定义之人，可能会选择截然相反的进路。他们试图通过古代犬儒派哲学所反对的东西来定义它，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古代犬儒主义本质和意图的清晰且典范的论述。但古代犬儒主义再次使其解释者措手不及：古代犬儒主义并非任何典型意义上的“刺激—反应”之结果。一位古代犬儒主义者并不简单地反对那些被人珍视和敬重之物，也并非基于对那些东西的反应来定义其哲学。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古代犬儒派并不反对追寻美德，例如他们对美德本身并没有原则性的哲学异议。他们的蔑视乃是针对这样的观点：美德必须被建立在典范性的原则基础上，并且在一个高雅纯粹的氛围中养成。为此，古代犬儒派被指责试图走一条“通向美德的捷径”，从而暗中破坏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教授美德的假设，并因此闻名（这些教学性的假设一直支撑着西方哲学以及它在教育与宗教方面的遗产）。塞涅卡（公元1世纪罗马政治家和尼禄皇帝的导师）说道：“美德只有通过彻底地培养和训练才能被获得，并只有通过不懈地实践才能臻于完美。”美德是有智慧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家境富裕的人的所有物。塞涅卡因此写道，美德的排他性是“她最好的东西”。他继续写道：“关于智慧（和它所养成的美德）”，有一种“高贵和壮丽，因为她……不是给所有人的祝福。”在这里，无须通过否定面来确定古代犬儒主义的态度。从古代犬儒主义的视角来看，暗中破坏这种受过教育之人在骨子里的狂妄自负，当然是值得的。

但古代犬儒派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敌视文化（anticulture）。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要避免将古代犬儒派的反文化批评所针对的对象简单化。对街头的古代犬儒派成员反对的东西而言——他们后来反对“希腊式教育”，反对如背教者尤利安这样的罗马哲学王所拥有的“有学问的文化”——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运作是复杂且模糊的。正如彼得·布朗所言，“希腊式教育”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排他性的体系，罗马贵族和政治精英只是通过它来维护其自身作为文化教养和精致优雅承载者的“尊贵”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代犬儒派的任务就相对直白了：所有古代犬儒派的实践所要做的就是揭示“希腊式教育”乃是一个诡计，是一套任意专断的文化价值，是贵族们的伪饰，以抬高他们的身份。古代犬儒派由此可以攻击“希腊式教育”，认为它是文化压迫的代理人。但作为贵族制度和礼仪体系的标志，“希腊式教育”并非仅仅尊崇权贵。根据布朗的分析，“它通过要求权贵行为合乎礼仪来控制他们，通过要求他们的举止合乎规范来约束他们的原始本性。”这些礼仪有助于制约皇权的暴力，使之服从于成例，使其行为变得可预测。这些贵族化的规章制度，乃是为了抵御“就在受过教育之人脚边激荡的恐怖浪潮”。因此，或许有人会得出结论，摧毁文化的狂妄自负、对文化置之不理不可能是古代犬儒派的任务，否则就是在为肆无忌惮的皇权开辟道路。从这一点来看，古代犬儒主义不仅仅敌视文化。因为权力体系与文化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并从文化处得到了支持，所以古代犬儒主义还试图对权力体系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

无畏直言

古代犬儒派哲学中对理智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的敌意，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其本质，就好像古代犬儒派只是一群别有用心的反智主义者。理智，作为人们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尝试，并不受到古代犬儒派的敌视。他们只是质疑人们共有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认为，只有基于某个特定哲学流派所认定的“理性之约定”（the conventions of rationality），才能充分地理解这个世界。用当代的术语来说，这种成见主张人类理智必须依附于特定学科的规条、方法，或者是依附于特定的书写和言说模式。作为“偶然性之哲学家”，据称古代犬儒派成员过着一种完全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生活，并安之若素、泰然处之。古代犬儒派的生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实验：他们决定去扰动和探索日常生存的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主张古代犬儒派哲学构成了“与偶然性的对话，而偶然性塑造着生存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如果我们联想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品，那么第欧根尼就可以被视为是一场更为广泛（也更为长期）的革命的早期参与者。这场革命把即时语境和实验置于文学形式的中心，而非把那些相对固定的传统参数作为优先考量。正如巴赫金所诠释的那样，与来自“非官方思想”（其最明显的代表就是古代犬儒派）中那些不可预测的、结局开放之物打交道，就意味着要与一切带有“官方气味”之物相对抗。带有“官方气味”之物总是自命不凡，自带着对所谓低级文化的无视，并鼓吹自己的那些自以为无懈可击的价值等级制度。对第欧根尼而言，古代犬儒派那种以自己的生活为样本的实验往往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形式：哲学家进行挑衅，并对由这些挑衅所引发的反击进行研究，从而理解这些反击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局限性。古代犬儒派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即兴地创造一种生活方式，从而维持其微妙的位置：既处于这些局限性之内，又处于这些局限性之外。古代犬儒派拒绝理解那些由理智文化所提供的慰藉与舒适的幻象。他们冒着被社会边缘化、异化以及政治迫害的风险，主动地寻求生活上的贫穷和肉体上的苦难。通过一系列与世界的实际对抗，他们自认为真正发现了世界。

古代犬儒派对官方势力挑衅，最著名的逸事是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对话：“当他沐浴阳光时……亚历山大来了，站在他面前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吧。’他答道：‘别挡住我的阳光。’”对这则逸事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它被视作一个例证，证明了古代犬儒派在面对权力时的不卑不亢，在面对巨大诱惑时的安贫乐道（在基督教式的解释中，自愿守贫是美德的象征）。这也被认为是古代犬儒派哲学对哲学之独立性的证明，是对哲学具有更高权威且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宣示。根据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提到的另一则逸事，即使亚历山大大帝也认可了哲学的这一超然地位：“据传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宁愿做第欧根尼。’”这则逸事或许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一个古代犬儒主义致力于批判权力，而非仅仅在权力面前进行抗议的例证——第欧根尼决绝且无畏地“在权力面前坚持真理”（truth to power）。就此而言，或许可以将第欧根尼视为抗议者的典范，并得出结论：当代犬儒主义应该学会这一点（如果它能从其古代先祖那边学到些什么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面对权力都要坚持真理，不要崇敬权贵；当受到来自权力的考验时，不要低声下气。然而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尽管其流传甚广。因为这则逸事无论对第欧根尼而言，还是对亚历山大大帝而言，都颂扬了亚历山大大帝，即使是在第欧根尼这个代表哲学的粗鲁家伙面前，亚历山大依然保持宽厚仁慈与智慧，显示出他依然可以被哲学的召唤所感动——他不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误读这则逸事还有这样一种风险：它轻描淡写了古代犬儒派哲学的狡黠（根据不同环境随机应变）。古代犬儒派哲学当然是鲁莽的，也的确是勇敢的，但它并没有将自身简单化为一些戒律。有人会以这则逸事为例，并总结道，“一个好的古代犬儒派将总是在权力面前坚持真理”。但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无畏直言，也就是所谓的“parrhesia”。在对古代犬儒派哲学的论述中，“无畏直言”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在福柯的解释中非常显著。作为一个古代犬儒派的论题，“无畏直言”提醒人们注意古代犬儒派哲学家敢讲真话，但也的确适用于其他人，尤其是苏格拉底。后者以对话的形式实践了无畏直言。“无畏直言”这一术语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反复出现，描述了自由人可能沉溺于其中的一种互动模式。（但这里的“自由人”仅仅指男性公民。女性、奴隶、异邦人和儿童被排斥在“无畏直言”式的交流之外。）尽管“parrhesia”在古代世界显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古代犬儒派在“哪些人能参与讨论”这点上对其基本定义进行了扩展。他们同时将这种言谈模式推进至极限——再进一步，无畏直言将不再被容忍，对话将被暴力复仇所取代。践行“parrhesia”的自由通常是与权利或特权相联系：在民主社会中是一种公民权利，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贵族特权。因此第欧根尼对“parrhesia”的宣扬被认为是一种大胆的策略，是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底层——一个贫困的非公民（异邦人）”发出的主张。“Parrhesia”被第欧根尼重塑了：它被从一个受到诸多礼仪惯例支配的精英环境中移出，并被投入一个拒绝受到礼仪惯例束缚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本来不应该践行“parrhesia”。

古代犬儒主义在其他方面也扭曲了“parrhesia”的基本特质。“parrhesia”取决于对话者之间的合意。这一合意要求容忍对方的无畏直言而不进行报复。古代犬儒派将此种合意延展到了极致。一般的直言者试图表达令人不适的真理，通过既大胆包天而又抱有尊重的方式使人接受它。但古代犬儒派则热衷于通过侮辱的方式来践行“parrhesia”。正如福柯指所出的，古代犬儒派的直言者乃是在“无畏直言所需要的默契的边缘”上玩耍。在很多方面，苏格拉底代表了理想的西方教育家。而与苏格拉底不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这样的古代犬儒派绝不会彬彬有礼地进行一场保持彼此尊重的对话。“对话”这个词，其本身要求交谈的持续与谨慎。在这个意义上，对话双方的互动依赖于对彼此的尊重，至少要装作彼此尊重。而第欧根尼的言论则无视人们是否愿意受到冒犯，始终滔滔不绝。这种行为需要勇气，尽管是和苏格拉底不同类型的勇气。苏格拉底是冒着刺激甚至激怒其同伴的风险，通过对话、诡计和反讽来揭露与之对话者的无知——他们其实对自己所声称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古代犬儒派则更为直接地冒着被听众报复的危险。因为这些听众受到严厉批判，他们所认为真实和恰当的一切受到古代犬儒派的排斥和鄙视。苏格拉底式的教师通过“玩弄与他的对话者的无知”来使他们产生对智慧的渴望，从而让他们能更真挚、更彻底地投入教育。第欧根尼则试图伤害他们的自尊。对话被谩骂和羞辱所取代，或是完全终止对话——古代犬儒主义者不知羞耻地在公众面前袒胸露体，蓄意挑衅。苏格拉底式的反讽试图在朋友和熟人间制造一种对日常生存的怀疑感，而古代犬儒派则为制造了暴动。

古代犬儒派只有在变得无牵无挂之后才会无畏直言，或者他们正是为了变得无牵无挂才这么做。古代犬儒派必须尝试摆脱他们身上的责任，因为这些责任就是束缚。在这些束缚之中，最重要的是良心。良心是一种自我管制的工具。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良心这一概念在漫长的基督教时代得到了完善，并遗存在现代性（modernity）之中。良心成了束缚现代以及晚期现代（late-modern）人的关键手段。再者，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暗示古代犬儒派寻求摆脱这些身外之物，可能会造成这种印象：完美的古代犬儒主义者可能具有反社会人格（sociopath）——大胆、无拘无束、无怨无悔，毫无顾忌地追求那种离经叛道的哲学。然而，相比将古代犬儒派描述为一种反社会人格，古代犬儒派哲学与其所质疑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并对之表示更多的欣赏。古代犬儒派致力于对社会规范提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解读。古代犬儒派哲学并不主张直截了当地逃避社会规范——例如摆脱束缚，离家出走或是背弃传统，也并不以之作为典范。对于古代犬儒派而言，逃避者总是背负着包袱，并且比他们所意识到的更重。

守贫

逃离社会规范有多困难，这在古代犬儒派关于“守贫”的实践之中得到了例证。“守贫”这一行为表明，追求自由、过一种无牵无挂的生活，乃是有悖论式后果的。古代犬儒派从降低生活标准开始，摆脱任何可能被认为不必要的东西，抛弃财产。因为古代犬儒派认为，依赖这些东西可能会使得他或她受到束缚。在一则臭名昭著的逸事中，第欧根尼甚至扔掉了他的木杯——据说是他最后的财产之一。第欧根尼看到了一个男孩用手掬水喝，于是认为他的杯子也是一个不必要的负担。正如福柯所解释的那样，持有这种更为激进信念的古代犬儒派“总是在寻找进一步贫困之可能”。古代犬儒派的贫困乃是一种“对贫困本身的永不满足，努力使自己回归到这一基底：只拥有绝对不可或缺之物”。这是一种“无限制的贫困，无休止地在自己身上实践”。这一蓄意的、不断推进的“守贫”使古代犬儒派过着一种肮脏而蓬头垢面的生活，也使得他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令他们摆脱了财富与有教养社会的束缚。但这种对“守贫”的追求，也将古代犬儒派与那些物质条件更优越的社会上层赞助人联系在了一起。随着古代犬儒派在生活上越来越依赖他人的施舍，反倒是加强了一种恶性的依附关系。考虑到古希腊时代，个人声誉之于“自由人”的价值如此之高，这种依赖于赞助人的恶性依附关系所带来的污名化不容低估。以这种方式追求屈辱，是对古代犬儒派成员“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之决心的严峻考验。这也确保了古代犬儒派的贫穷不仅仅只是一种浪漫的矫情。古代犬儒派刻意地追求着赤贫的耻辱。想必那些直面最严重羞辱之人，应该能彻底地清除对所有行为的虚假准则与正派观念。相当吊诡的是，古代犬儒派通向独立的道路，乃是通过他人的施舍来实现的，而这种对施舍的依赖令人不齿。为了以正视听，古代犬儒派必须学会在得到施舍时表现得毫不领情，并对那些评头论足者无动于衷。有一幅肖像画，描绘的是公元1世纪来自科林斯的犬儒主义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他曾拒绝接受来自罗马皇帝的金钱。“如果他想诱惑我，他应该将整个帝国都给我。”这位古代犬儒派成员回答道。

身体教育家

古代犬儒主义刻意地颠覆哲学的传统以及它所依赖的教学关系。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古代犬儒派将他们的教育关系建立在一种侮辱的形式上，将西方教育的侵犯性（aggression）底色带到了表面（这一点我会在第三章中再次提到），这就有点令人反感了。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古代犬儒派将“身体”牢牢地置于教学实践的中心。与柏拉图派的严苛苦行相比，古代犬儒派哲学将教育活动植根于身体的经验，而身体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不可管制的。在我们期望它屈从之时，身体恰恰背叛了我们。可以与柏拉图的《斐多》（Phaedo）做比较。在《斐多》中，身体被概念化为“爱、欲望、恐惧、种种奇想以及大量无聊之事”的干扰源，“以至于我们压根儿没有机会去思考任何事情”。柏拉图继续说道，只要我们依然受着身体的有害影响，“我们就不可能满意地达到我们的目标，即被我们论断为真理的东西”。对于古代犬儒派而言，由于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对“真理为何，以及如何产生真理”的理解，因此他们所理解的身体之运作方式就非常不同。古代犬儒派的真理是作为丑闻的产物而被展示的。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它是“真理之丑闻”，以身体及其排泄物为中介。这种丑闻有助于对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各种教育制度都要求对真理或智慧的服从，但真理与智慧乃是有着约束条件的概念——它们是建立在关于实现和满足的种种承诺之上的，而这些承诺永远实现不了。古代犬儒派注意到，这种教育的承诺是附属于这样一个要求的——要求身体按照预期驯化，以及为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做准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古代犬儒派的真理以不受限制的、直接的、可笑的面貌展现时，“真理的真实形体变得可见了”。古代犬儒派的真理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之中展现。这一生活方式暗中破坏了传统上真理那种抽象的严肃性——传统上，真理一直声称要改进世界，但又始终在不断地拖延。

古代犬儒派的真理与古代犬儒派的身体相绑定。他们的身体承载着对现实的见证，提出了对那些所谓“更高”事物之价值的疑问，质疑着那些所谓“更高”事物对我们的种种要求。柏拉图试图在与身体的生命活动的“彻底分离之中”去“定义灵魂的存在”。古代犬儒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将生命还原为自身，将生命还原为它真正之所是”。正如福柯所解释的那样，一个人作为古代犬儒派而生活，这一行为本身就揭示了上述基本真理。在此，古代犬儒派并非简单地抛弃最后的财产（除了著名的斗篷和拐杖之外）。相反，在一种“对生存的普遍剥夺”之中，“所有无意义的习俗和所有多余的意见”都要被放弃。

在每一种情况下，“真正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形式。对于柏拉图而言，“真正的生活”是与简单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生活从不隐藏其意图，是正直的、不偏正道的、导向更高的秩序。这种哲学的生活与那些仍然“受制于多种多样的渴望、食欲、冲动”之人的生活相对立。是否是“真正的生活”，得通过对良善行为的准则之依从来评估。柏拉图及其继承者们概述了这些准则。但更为重要的评估标准则是生活的整体（外显的）统一性。这意味着，即使处于逆境之中，生活也要保持不变。只有少数人能在堕落与动荡之中维持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他们必须具备足够的力量与训练，从而可以实现这种更高级的生存。这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的精英阶层的生活。通过一套与宇宙的等级秩序绑定的术语，他们证明自己高于那些未受教育、尚未开化的群氓。因此，这种生活成了哲学王与政治家们所渴望之物，如马可·奥勒留、塞涅卡和背教者尤利安。经过一些调整，这种生活理想成了19世纪博雅教育的基本预设，塑造着19世纪的男性典范——自由的“绅士”。如今，这种生活理想已经去掉了那些过于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但仍以“受过教育之人”的名号影响着我们。一个“受过教育之人”当然要拥护这些美德——节制与坚定，但是基于相对舒适的生活。

以上那种生活理想是古代犬儒派哲学所要反对的东西。但它好比一座相当巍峨的建筑，即使已经被当代的世俗潮流掏空了，但依然矗立在那里。一个受过教育之人，依然看重那些有“内涵”、有品位、才智超群的人，而不是那些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人。但对古代犬儒派而言，“真正的生活”的运作方式则完全不同。那是狗的生活。第欧根尼被称为“狗”，并以这样的方式被对待：“在一次晚宴上，一些人向他扔骨头，仿佛他就是一条狗。”第欧根尼则“往他们身上撒尿，以摆脱他们”。在这个意义上，第欧根尼依旧忠于他的哲学，在公开场合做其他人认为需要私下做的事。他拓展了柏拉图的诫命（如果不是使之激进化了的话）：不屈不挠地投身真理，在逆境中毫不动摇。通过扮演狗，第欧根尼翻转了对他的蓄意羞辱。他欣然接受了自己那讽刺漫画式的定位，随意损害那些被他尿了一身的人的尊严，表现得毫不羞怯，也毫无羞愧。

（本文摘自安斯加尔·艾伦著《犬儒主义》，倪剑青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